房价不只是今天高,民国房价就很高,月入200大洋的名人都买不起

民国时期,上海市区的房价也是高不可攀,不只百姓买不起房,名人在这方面也很有压力。比如鲁迅当时每月收入200大洋,但要买下他所租住的老式石库门得花五万大洋,另外还须缴纳印花税、消防特捐、地保盖戳费等五花八门的零钱。如此算下来,鲁迅一家不吃不喝地攒上二十多年也不能实现“房产自由”。

像鲁迅和许广平这样始终买不起房的夫妻在当时很常见,郁达夫和王映霞、徐志摩和陆小曼、沈从文和张兆和……这些“神仙眷侣”都是在蜗居中狂撒狗粮的。

那么,买不起房咋办?别急,民国政府也推行过“廉租房政策”。不过当时不叫廉租房,而是叫“贫民住所”“劳工住宅”或“善救新村”。

1927年,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后,为践行孙中山先生的“民生主义”,在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青岛等地建了一批“贫民住所”,供没有房产的贫苦市民租住。后来有人提出“贫民”二字涉嫌阶层歧视,这才改叫“平民住所”。

早在北伐胜利前的南北割据时期,国民党就在其治下的广州搞过廉租房试点,“劳工住宅”的称呼就诞生于此。

“善救新村”则是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。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收复失地,发现一些城市损毁严重导致房屋短缺,于是大建“善救新村”,以低于市价的租金标准供返乡难民入住。

这些廉租房倒是名副其实,它们均由政府开发,只租不卖,且租金标准远远低于市价。以青岛市政府开发的东镇平民住所为例,每间月租只要一元法币,而附近由私人搭建的茅屋每月要花两元法币才能勉强租下一间。

虽说廉租房分外便宜,但入住规矩还是很多的。比如广州市政府开发的劳工新村,每户限租一间,而每间房的可使用面积不足20平方米,只有一个卧室,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,而且所有住户不能养宠物,不能打麻将,不能在夜间大声谈笑。

更麻烦的是,在“僧多粥少”的情况下,搞到廉租房并没那么容易。比如1947年建成的长沙市第二“善救新村”,总共只有86间房,符合入住条件的百姓却有二百多家。为公平起见,长沙市政府只好让大伙去抽签,抽中的就入住,否则只能排队等下一波房源,整个流程堪比如今的摇号。抽签现场有参议会坐镇监督,抽签结果要在报纸上公布,所有没抽中的百姓都是义务监督员,只要能指证某个抽中者是公务员或有房户,当地法院将立刻严惩作弊者,而举报者就能取而代之,住进梦寐以求的“善救新村”。

有趣,有料,有深度关注公众号淘历史,和T君一起读历史作者|岩波来源|《百家讲坛》杂志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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